一、 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C”状玉龙。1971年春出土。高26厘米，有长鬃。属红山文化晚期，距今约5000年。

    二、
辽宁建平县牛河梁团龙。1984年8月出土，墓主胸置的陪葬物。高10.3厘米，圆眼肥鼻。距今约5000年。玉器造型与前者有相似处，但兽型大不同。此即所谓玉猪龙，系牛河梁红山文化代表。1974年民间亦征集到玉猪龙，但这是首次出土。

    三、
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龙。1987年8月在墓葬中发现，在墓主骨架右侧，左侧为蚌虎。属仰韶文化晚期。碳14测定，树轮校正后断为距今6400±135年。

    四、
辽宁阜新查海石塑龙。1994年6月第7次发掘时，在聚落中心部位的房址与墓群之间，距地表约一米深的一条石脉上发现。长19.7米，宽1至
2米。系用质料一样、大小相近的红褐石块摆塑。遗址经树轮校正，超过8000年。

    此外尚有河南平顶山土龙，湖北焦墩卵石龙，各地龙形岩画等，或资料不详，或图片不现，故存而不论。

    以上几个标本中，
阜新查海龙头部漫漶不清，尾部截然而断，无目无耳，爪非爪，足非足，连兽形也谈不上，更难说其为龙。许是初民宗教活动的部分残迹，但在未有其他该遗址的龙迹辅证之前，这条穿凿附会的“龙脉”
应被摒除。

濮阳蚌龙，为一龙一虎，分侍于M45号墓室墓主两旁，右龙左虎。蚌壳据说经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同位素研究中心测定，距今6400±45年，与前述数据极近。
男墓主骨架“硕人其颀”，身高一米八四，看似长颅，使人十分怀疑其髓质中有否皇汉血统。河南是夏商两代的活动中心，濮阳又是颛顼帝丘所在，仰韶文化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源头之一，而龙虎夹侍的若竟是一印欧首领，确系令人尴尬之事。难怪当局大肆鼓吹龙腾虎跃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渊远流长之余，一直不公布该墓主的头骨测鉴结果，亦不对之作DNA检验。或曰遗骨身高估算有误，应为一米七0左右。但据《1988年河南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M134号墓主的身高为1.86米，比M45号墓主还高，吾疑已不孤。因M45号墓主骸骨胸椎胸肋无存，力主山海经和先商时代国人已扬帆远赴金山的王大有先生提出墓主系蚩尤，兵败被黄帝械杀肢解，部将埋葬尸首于此。此说有田野考古派“自然腐化或外力扰动”答之。另有颛顼说，伏羲说，俱荒谬无足议。
  
细察图片，“蚌虎”吻突耳尖腰窄，四足纤长作行走状，尾巴蓬大而垂，实类狗、狼，毫不肖虎。蚌龙长颈长尾弓背，张吻，状似咆哮，前后两足各有尖锐四爪，很难找到真实对应的原型，许是某种已灭绝的动物。或曰龙乃各种图腾合成，外貌不必与任一生物相近，但墓主左侧既系真实之狗，右侧却系一凭空杜撰之怪兽，大乖情理。观法国西班牙洞窟壁画，我国岩画，澳大利亚岩画树皮画，先民素描透视不在行，但所画动物，寥寥几笔便将特征勾勒得十分明显准确。若在祭葬如此隆重场合，居然把威凛慑人的下山虎塑成低头垂尾的狼狗（驯养的家狗？），不像话之极。虎既不虎，龙自非龙，“北极星象图”配不成对，况朱雀玄武安在哉？依此推论，濮阳蚌塑龙虎者，只是蚌塑狗以及不明动物（已灭绝？），又一条龙脉可以休矣。

从图片看，辽宁红山文化的猪龙，多为猪首玉环玉诀而已，真正雕出圆滑尾部者屈指可数，与史籍所载龙之形态判若云泥。由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环状因其中空之特性意喻女阴。有学者指石琮、玉琮等重器和石环玉环等物都是原始女阴崇拜的遗迹。这种符号式的器物或代替了遍及欧陆、土耳其、西伯利亚、印度、日本和中国辽宁内蒙的母神雕象（色情维纳斯），成为旧石器生殖崇拜在新石器时期的延伸，或与之并行不悖。玉猪环糅合了具象猪头与抽象玄牝，是人猪合一的丰产祈愿。由完全闭合象征女阴的玉猪环演化为半闭合呈条状弯曲的玉猪诀，则是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过渡的文化暗示：玄牝不得不部分地向阳物出让了被崇拜的权利，尽管阳物仍然处于蜷曲不挺之态。红山文化的猪形玉环玉诀非龙，但很有可能是后世龙形的滥觞。猪只的出身熄灭了龙的不朽光焰，玉环玉诀的形态演变又暴露了龙的生殖崇拜渊源，龙德即是阴德，厚德载物云云，遂有了新的解释。

诸“龙种”之中，惟三星他拉玉龙之造型乃由玉诀演化而来，首尾分明，背虽弓蜷，犹觉矫捷，是最具传说中龙特征的玉雕。此长鬣飘扬的马首之龙为内蒙赤峰红山文化所独有，有人将之视为内蒙与辽宁红山文化分野的标志。安徽凌家滩遗址亦出兽形玉雕，外形略有不同，首尾相接，鬣短，但为马首则一也。再看濮阳M45号墓的另一组蚌塑，背乘小人，昂首回顾，马的特征跃然活现。《论衡•龙虚篇》云：“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身。由是言之，马、蛇之类也。”证以出土实物，马龙之说不谬。

徐仲舒云中国驯马之术原系传自中亚，故马龙的起源亦甚可疑。近读林梅村氏,从吐火罗语中究出马龙传说的根由，茅塞顿为之开。吐火罗之称，《北史》《隋书》及两唐书见载。而西史之吐火罗，则是一攻灭希腊化巴克特里亚王国之民族，该地因称吐火罗斯坦。《新唐书•西域传》云：“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睹货逻，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又云“大夏即吐火罗也。”西人马括德（J.Markwart）嘉兴沈乙庵遂据而云中国古代文献中“大夏”俱系吐火罗。吐火罗文书，19世纪末出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德人Μüller 和Sieg于1916年据回纥文剧本《弥勒会见记》之题识定为吐火罗语。文献时代为公元500—800年，虽地处东方，却不属于印欧语系的Satem东支，而属于Centum西支，故吐火罗人必比印度的Satem邻族更早居于东方（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不晚于前1500年，其宗教颂诗集《梨俱吠陀》编成不晚于前1000年）。也有学者因新疆出土的千具白人古尸而谓吐火罗人所居的塔里木盆地一带系印欧人的发源地。该语是极古老的印欧语言，但对神的称谓与其他印欧语对神的指称没有任何语源关系，研究者一直不明所指。如梵文神字deve,栗特文神字βγ,吐火罗神字则A方言作ñäkte,B方言作ñkät，区别极大。敦煌写本《唐光启元年沙州伊州地志》中有“龙部落”一说——“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
伊州各有首领。”于阗与藏文文献亦称“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史记大宛列传）的小月氏为“龙家”。《北史》：“且弥王、焉耆国王均龙姓。”月氏语系吐火罗语的第四种方言，吐火罗的龙字与神字词形相近（A方言nãke/nãk ,B方言nãge/ nãg），林氏认为吐火罗的“神”字当解作龙。
  
《淮南子•要略》：“操舍开塞，各有龙忌”，高诱注：“中国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史记•匈奴列传》：“五月，大会笼城，祭其天地鬼神”，《索隐》注：“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可知此龙是确立于宗教信仰中的一个祭祀对象，胡人的胡神。林氏又从《周礼•夏官•庾人》：“乃祭马祖……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的记载考出“龙”是背高1.85米（战国时一尺等于23.1厘米）以上高头大马的专称，古汉语的龙极可能是吐火罗语nãge或ñäkte的借词。史记索隐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 东晋郭璞注《山海经》云：“月氏国多好马” ，月氏是吐火罗的一个分支。《新唐书•西域传》“有千里马，传为龙种”，以马为龙，迄唐未衰。
  
林氏又从词的音形推论ñakte即印度雅利安人的双马神nāsatya，“印欧人离开原始故乡迁徙到世界各地后，他们的宗教也逐渐从多神教向一神教演变。例如：印度的婆罗门教推崇公牛湿婆，羽人阿胡拉玛兹达成了伊朗火祅教的主神，阿尔泰山的塞人则对狮头鹰身的格里芬情有独钟”（《吐火罗神祇考》，1998）。双马神与天神帝奥斯Dyaus、水神及秩序之神伐楼那Varuna、雷神因陀罗Indra、太阳神密多罗Mitra等俱为原始印欧人共同体时期的极古神，梵语又名阿须云Asyin，意为“拥有马匹者”或“生于马者”，形象为一对连体马驹或一对孪生兄弟，系天界之神，《梨俱吠陀》有五十四首颂歌缘之而发，兼有太阳神、医神、慈善及幸运神等特点，是夜晚与曙光的联合。一说其父帝奥斯，而这个帝奥斯Dyaus，显系后来用以指称上帝的Ｄieu。吐火罗以马众闻名于世，立马神为其独尊之神，是很自然的事。次大陆佛教兴起后，双马神化作大乘菩萨，密宗奉为“马头明王”，流入中土竟变成女身的观世音了，这且不说。
   
龙即马，故太皞以龙纪——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左传》《竹书》及《竹书笺注》）——这些以龙命名的官职与“司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不难料及。
  
龙的“马首蛇身”，除了马图腾，还有蛇图腾。这“蛇身”，估计可以追溯到伏羲那里。吴越两国素有“断发文身，以象龙子”之俗，这个“龙”，就是蛇。各地印
欧神话中多有与蛇搏斗的描绘，如阿卡德神话马尔都克杀死母神提亚玛特（形象为七首巨蛇），北欧神话雷神托尔和大蛇尤蒙冈多之战，圣经称撒旦为古蛇，印度神
话也有那迦，人首蛇身，与大鹏鸟迦楼罗为敌，即后来佛教“八部众”中的“龙众”（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前，当地确曾居住名为那迦的土著，有学者认为是蒙古人种）。根据MarijaGumbutas和理安•艾斯勒的理论，蛇与女神紧密相联，属于库尔干入侵前定居文化“黄金时期”的宗教信仰。而马，作为印欧库尔干游牧文化的象征物，是蛇文化的践踏者。库尔干浪潮后，蛇在世界各地皆被杀死或贬抑，惟独在中国，马虽然僭居为“首”，但与蛇的结合是如此完美无瑕，几乎没有任何强行嵌入的痕迹，更进而升华为一种全新的、至高无上的图腾怪物。由此可见：今日仍然困扰世界的文化冲突之难题，在我们的老祖宗处，早就干戈玉帛地用阴柔的龙德解决得妥妥帖帖了。